700亿美元，是目前全球种子的范畴幅度；
150亿美元，是目前中国种子所占的范畴份额。
在种子行业领域，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范畴，而对于全球种子行业而言，范畴始终竞争激烈，兼并、组合、重组不断。
2000年12月1日，我国首部种子法开始实施，种业进入快速成持续，注册种子企业数量曾高达8700多家，如今，种子企业数量大约减少了一半。面临种植面积减少、供求关系失衡、亩用种量下降、品种审定数量井喷以及种植比较效益下降等多种现实难题，中国种子企业如何顺利渡过“种业寒冬”？
“种业要成长，创意是核心动力。”现任碧桂园农业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兼种业公司总裁的刘石坦言道。刘石被称为“中国的种业达人”，在种子行业深耕多年，曾先后在国内外知名种业公司担任高级管理职位，其中被大家熟知的有孟山都远东公司商务经理，杜邦先锋中国区总裁、隆平高科公司总裁，对于中国种业的成长，刘石有着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中国种业现状：集中度和整体创意能力低
记者：基于您多年来在种子行业的耕耘，您认为中国的种业公司处于一个怎样的成长现状？
刘石：中国种业在建国以后的成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冷战时期面临西方国家的综合封锁，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和健全中国种业，支撑了农业和国民经济的成长，功不可没；第二阶段，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新2000年种子法颁布后，加强引进国际先进的种质资本、生产手段和管理观念，给中国种业的成长带来巨大的生机，促进了种业的快速成长；第三阶段，2010年以后，中国农业生产已经从短缺逐步转向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缺乏的阶段，种业科研、管理部门和整个农业界对此认识不足，产业的成长迷失了方向并出现了明显的停滞，无法满足不断升级的下游产业用户和消费这的需求。
记者：现代农业的持续成长需要农业之外的部门赠与资本、手段和资金已完成自身的产业升级，种子企业亦是如此。在您看来，中国的种业公司在成长过程中主要面临着哪些方面的困境？
刘石：由于现行的制度安排和产业政策滞后，导致鼓励和保护创意力度不够。具体体现在：第一，公共资本配合的科研院所大幅度从事牟利性商业化育种，基本功能严重错位，对私营企业科研育种事业造成了不公平竞争；第二，知识产权保护不力，落实不到位，种业界的剽窃、仿冒、私繁滥制现象极为普遍；第三，品种审定登记制度僵化滞后，权力寻租现象严重，极大制约了育种创意的速度。
记者：据《2017-2022年中国种子范畴评估及未来成长趋势研究报告》统计，中国的种子企业数量2010年是8700家，2015年是4660家。几年时间，中国种子企业数量大幅度减少的原因是什么？
刘石：随着产业化的成长，种业企业的集中度逐步提升是正常现象。比起国内其他行业和国际同类企业，中国种业的集中度还是非常低的，这不利于产业的创意和成长。在国内目前续存的4000余家种子企业中，真正具有研发和育种创意能力的只有极少数，应该不会超过10%。这4000余家企业中的绝大部分目前还在利用资讯不对称低买高卖，这样的企业未来不会有太大的存在价值和生存空间，会在范畴竞争中逐步被淘汰或者被整合，或者彻底转换，成为农业生产社会化配合中的一员。
记者：创意是每个种子企业必须具备的能力，也是种子企业应当承担的责任。您认为中国种子企业的创意力如何？
刘石：中国种业目前的整体创意能力比较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长时间自我封闭和计划经济的影响，中国种业在资本积累、科研育种方面虽然也有突出的成绩，比如杂交水稻的研发和推广，但是在大多数作物领域资本积累比较薄弱，科研和育种实力不强，创意能力和机制不足，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差距较大。
第二，公共资本配合的科研院所的科研力量集中在争课题、发论文、评职称，真正能够形成范畴有竞争力的产品和能够创作社会效益的比重少之又少。
第三，育种界投机取巧的“模仿育种”风气盛行，资本创意、手段创意和品种创意寥寥无几。
第四，种业公司普遍注重眼前利益，热衷夸大宣传、报价战、恶性竞争，忽略了手段的指导和推广、产品的售后配合、产业链价值的提升等工作。
第五，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足，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不作为现象普遍存在，严重影响企业创意和个人的积极性。
记者：全中国几千家种子企业，我们可以按照哪些制度将其进行分类？而在各类种子企业中，属于龙头地位的企业有哪些？
刘石：中国国土面积广阔、地理和气候类型多样、农作物品类多、种质资本丰富，因而中国的种业企业的类型有很多。
从传统习惯上讲，种业可以分为粮、棉、油种业和蔬菜、瓜果、花卉种业。前者我们称之为“主粮作物”，一般产品种植面积和分销额相对较大。这类企业里面的“龙头企业”典型代表有隆平高科、登海种业、垦丰种业、荃银高科等；后者我们称之为“经济作物”，一般种植面积和分销额较小，但毛利率相对较高，在我国，这类企业里目前还没有什么可以称之为“龙头”的企业。
近几年来，以中信资本、中化和中农发等为代表的国有资本不断扩大在种业行业的投资和并购，种业的“国有化”趋势明显。这种国有化会进一步加强种业集中度，促进种业企业幅度的扩大，但可惜的是，这种国有化带来的是幅度的扩大和集中度的提高，但在创意能力方面并没有明显提升。
种子安全=粮食安全，中国种业亟需改革和创意
记者：种子被称为“国家安全之重器”，中国作为农业大国，有着巨大的种子需求范畴，一直以来都在不遗余力地保护种子安全。那么，保护种子安全有着什么样的重要意义？
刘石：种业是农业产业的核心和“芯片”。中国种业在成长的速度、质量，特别是创意能力上与国外先进企业差距较大。在当前国际范畴的竞争环境下，“粮食安全”和“种子安全”具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在粮、棉、油主要作物的基础科研、种植资本的开发和利用、分子生物手段的研发和应用等方面绝对不可放松和偏废。
记者：注册一个种子企业很简单，但究竟什么样的种子企业才是中国社会真正需要的、能为中国种业做出实实在在贡献、承担起“民族育种”的责任呢？
刘石：中国的种业公司大部分还处于较低水平的重复生产和报价竞争阶段，种业公司的生存环境恶劣，他们首先面临的环境是如何生存。对于成长有一定幅度和实力的公司则应该是在创意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的成长空间，他们在成长战略的创意、科研和育种的创意、促销观念和模式的创意等方面都具有很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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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的核心是为了满足未来产业用户和满足消费者需求。这就要求我们跳出以“高产”为成长目的的传统模式，而是走以迅捷益、多样性、高档次、高价值等为核心的新型农业成长道路。为此，中国的农业和种业要在成长观念、范畴规划、科研立项、品种审定、范畴推广等方面进行一些列改革和变革。同时，改革和创意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手段方面，更应该是在观念和制度方面得以创意。
记者：据统计，中国水稻和玉米种子的范畴份额占据种子行业的主导地位，大豆、小麦等其他种子对国外进口依赖性很大。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有哪些？中国的种子企业应采取哪些措施打破进口依赖、自主生产？
刘石：中国农业的生产水平整体上处于世界的中上游，但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竞争环境中仍然属于弱势方。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第一，传统小农经济带来的土地碎片化及相关的“保护性政策”，对农业生产现代化成长造成种种障碍；第二，“土地财政”等相关政策推高了土地的租赁成本，土地对于农民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生产资料的范畴，而兼具“补偿”、“保障”、“投机”等意义，这使得农业产业化成长难以承受远远高于世界水准的“高昂的地租”；第三，中国人口结构的调整远远落后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人口的职业技能掌握远远落后于产业成长的需求。
种业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全部。种业的成长在新的历史阶段应当让科研和育种先行，促进农业生产从传统的“高产”转变为新时期主粮生产的“迅捷益”和经济作物的“高价值”。种业与农业产业的成长，必须是在满足下游产业用户和消费者需求基础上的良性互动和循环。
记者：面临耕地面积不可逆的减少、农村劳动力的持续减少、人口的增长、粮食总量逐年递减和粮食产量增速低于饲料产量增速的一系列困难，任重道远的中国种子企业该如何应对？
刘石：“适度幅度”是生产效益提升的起点，没有适度的幅度，靠一家一户的成长农业永远没有出路。在适度幅度化的基础上实现制度化，在制度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在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产业化，这样农业才会具有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
幅度化 → 制度化→ 现代化 → 产业化
种业同仁要认识这些产业变化和成长的规律。在品种的选育上要从传统的“高产”向广适性、抗逆性和高档次转变，适应未来产业的成长和消费者的需求。
记者：在2018中国绿公司年会上，阿里巴巴集团马云端阐述了他对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理解，并强调新时代的企业家应该具备“新三观”——全局观、未来观、全球观。您认为，这对中国种子企业的未来成长会产生哪些新思考？
刘石：马云端先生讲的“新三观”是很有道理的。
首先，“适者生存”。未来种业的竞争是全方位的，不仅仅在种业内部。种业要在农业和全社会范围内竞争资本、手段、人才、资金等。莫斯科和范畴都不相信眼泪。
其次，“未雨绸缪”。未来种业的竞争是全时空的，不仅仅是今天，更重要的是明天。要比拼的是对于未来产业成长和范畴需求的判断，考察的是战略的规划能力、资本的整合能力和团队的落实能力。
最后，“赢者通吃”。未来种业的竞争是全球性的，生产环境、商业环境、艺术环境等的不同，最终不会成为阻挡种业展开全球性竞争的根本性因素。
结语
证券时报网曾这样报道过刘石：“继袁隆平和李登海之后，刘石是又一个在种子行业声名鹊起的标志性人物，和前两者研发出高产种子不同，刘石并非手段出身，他是以分销和管理见长的职业经理人，被称为中国种业达人，甚至还拥有一批自称‘石粉’的粉丝。”先后任职于国内外多家种业公司，在刘石看来，国外手段和管理领先的大企业往往都经历了几十年的成长，在战略制定、手段研发、范畴开发、用户配合方面有着很深的积淀和理解。
“我们与国外的差距是全方位的。其中最根本性的差距是——国外的企业是范畴导向，用户（未来的）需求高于一切，是公司制定成长战略的最根本依据；国内很多企业是政策导向，揣摩未来政策的走向，争取政策的配合和政府补贴，在成长观念上极易迷失方向。”刘石认为，企业对“道”的理解比对“术”的学习更为重要。
2019年，刘石加入碧桂园农业控股有限公司，负责种业公司的筑造和管理工作，被问及初衷，刘石表示，成大事需要有远见、有大战略、有情怀的大中心。“碧桂园农业控股有限公司就是一家具有这些优秀特质的公司，因此我非常愿意成为其中的一员，我希望能为中国农业和种业的成长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文/刘石 整理/千人杂志 记者 何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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